曾繁仁
（山东大学）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音乐是中国古代艺术的源头与代表，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是其理论呈现。对于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我们主张文化“类型说”和“语境论”，从中国古代特有的“生生美学”来看，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反映了“天人合一”的“中和之美”，体现了“历律和谐”、“乐以成人”、“乐以开风”，和以“乐者乐也”为核心的“乐身正心”等美学思想，是中国传统“生生美学”观念的“原型”。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的雅俗之辨、声与哀乐的关系、天理与人欲的关系等问题，是影响其发展、奠定其性质的重要关键。在当今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我们需要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音乐的“生生美学”思想，以此为基础，创造新时代的中国音乐美学新形式。
【关键词】音乐思想；生生美学；中和之美；历律和谐；原型。
【作者简介】曾繁仁，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
【支持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生态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16ZDA111）的中期成果。
一、中国音乐的背景：“礼乐教化”与“历律合一”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征程之中，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发扬中华美学精神，成为十分迫切的重大课题。在中华传统美学之中，中国古代音乐及其美学思想有着特殊的地位。中国古代艺术以音乐为其代表，并因而决定了中国五千年艺术的生命性的基本特点。日籍华裔学者江文也《上代支那正乐考》认为，“中国古代以音乐代表国家；音乐的发达，远较西洋为早。”在徐复观看来，“这种说法是可以成立的。”最近有学者提出，“乐”是中国认同的图腾或象征。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考古发现了大约8000多年前的著名的贾湖骨笛。20世纪90年代初期，又在山西发现了2800多年前的大型编钟。早在公元前2世纪左右，中国就有了世界最早的音乐美学论著——《乐记》。但从20世纪初至今，中国音乐落后论的言论不绝于耳。诸如，中国传统音乐只是单旋律，基本上没有和声；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键盘乐器，以及记谱法落后等等。即便是治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卓有成就的大家，也多认为，中国传统音乐思想，特别是儒家音乐思想，具有明显的“保守性”。在人类文化的发展的问题上，我们赞同文化的“类型说”，认为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艺术之间只有类型之差别，没有高低之区分。我们认为，对于一种文化思想的评价不能脱离历史，是否保守，何以保守，都要放到一定的历史语境中加以理解与分析。为此，我们需要回到中国传统美学与艺术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探寻中华美学与艺术得以彪炳于世、不可取代的特点。
中国古代的确没有西方那样强调形式的“比例、对称与和谐”与“感性认识之完善”的美学，但却又有着独一无二的“生生美学”。牟宗三认为，中国哲学的主要课题就是“生命”，中国哲学就是“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方东美认为，“生之理”是中国哲学的第一要义，“生命包容万类，绵络大道，变通化裁，原始要终，敦仁存爱，继善成性，无方无体，亦刚亦柔，趋时显用，亦动亦静。”在他看来，这种生命哲学最早体现在《周易》的“生生”之学中：“生含五义：一，育种成性义；二，开物成务义；三，创进不息义；四，变化通几义；五，绵延长存义。故《易》重言之曰生生。”“生生”之美由此成为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天地之美寄于生命，在于盎然生意与灿然活力，而生命之美形于创造，在于浩然生气与酣然创意。这正是中国所有艺术形式的基本原理。”因此，中国传统美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之为“生生美学”。中国古代音乐及其美学，同样反映了“生生美学”之特点。蒋孔阳在论述儒家音乐思想时指出，“孔丘在《易·系辞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又说‘生生之谓易’。他用‘生’来解释天地万物，又用‘生’来作为他的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凡是合乎‘生’的，他都认为是好的；凡是与‘生’相反的，也就是‘杀’，他就加以反对。”蔡仲德指出：“‘气’成为《乐记》中的重要范畴。《乐记》认为天（或天地）有阴阳之气，此阴阳之气生养万物，给万物以生命，故又称为‘生气’；万物禀‘生气’而生，故万物皆有‘生气’，‘生气’是其生命之所在；人有‘血气心知之性’，‘血气’即‘生气’之在人者，是人的生命之所在。所以天、物、人统一于‘气’，自然、社会统一于‘气’，‘气’使宇宙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