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繁仁
(山东大学)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音乐是中国古代艺术的源头与代表,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是其理论呈现。对于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我们主张文化“类型说”和“语境论”,从中国古代特有的“生生美学”来看,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反映了“天人合一”的“中和之美”,体现了“历律和谐”、“乐以成人”、“乐以开风”,和以“乐者乐也”为核心的“乐身正心”等美学思想,是中国传统“生生美学”观念的“原型”。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的雅俗之辨、声与哀乐的关系、天理与人欲的关系等问题,是影响其发展、奠定其性质的重要关键。在当今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我们需要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音乐的“生生美学”思想,以此为基础,创造新时代的中国音乐美学新形式。
【关键词】音乐思想;生生美学;中和之美;历律和谐;原型。
【作者简介】曾繁仁,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
【支持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生态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16ZDA111)的中期成果。
一、中国音乐的背景:“礼乐教化”与“历律合一”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征程之中,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发扬中华美学精神,成为十分迫切的重大课题。在中华传统美学之中,中国古代音乐及其美学思想有着特殊的地位。中国古代艺术以音乐为其代表,并因而决定了中国五千年艺术的生命性的基本特点。日籍华裔学者江文也《上代支那正乐考》认为,“中国古代以音乐代表国家;音乐的发达,远较西洋为早。”在徐复观看来,“这种说法是可以成立的。”最近有学者提出,“乐”是中国认同的图腾或象征。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考古发现了大约8000多年前的著名的贾湖骨笛。20世纪90年代初期,又在山西发现了2800多年前的大型编钟。早在公元前2世纪左右,中国就有了世界最早的音乐美学论著——《乐记》。但从20世纪初至今,中国音乐落后论的言论不绝于耳。诸如,中国传统音乐只是单旋律,基本上没有和声;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键盘乐器,以及记谱法落后等等。即便是治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卓有成就的大家,也多认为,中国传统音乐思想,特别是儒家音乐思想,具有明显的“保守性”。在人类文化的发展的问题上,我们赞同文化的“类型说”,认为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艺术之间只有类型之差别,没有高低之区分。我们认为,对于一种文化思想的评价不能脱离历史,是否保守,何以保守,都要放到一定的历史语境中加以理解与分析。为此,我们需要回到中国传统美学与艺术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探寻中华美学与艺术得以彪炳于世、不可取代的特点。
中国古代的确没有西方那样强调形式的“比例、对称与和谐”与“感性认识之完善”的美学,但却又有着独一无二的“生生美学”。牟宗三认为,中国哲学的主要课题就是“生命”,中国哲学就是“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方东美认为,“生之理”是中国哲学的第一要义,“生命包容万类,绵络大道,变通化裁,原始要终,敦仁存爱,继善成性,无方无体,亦刚亦柔,趋时显用,亦动亦静。”在他看来,这种生命哲学最早体现在《周易》的“生生”之学中:“生含五义:一,育种成性义;二,开物成务义;三,创进不息义;四,变化通几义;五,绵延长存义。故《易》重言之曰生生。”“生生”之美由此成为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天地之美寄于生命,在于盎然生意与灿然活力,而生命之美形于创造,在于浩然生气与酣然创意。这正是中国所有艺术形式的基本原理。”因此,中国传统美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之为“生生美学”。中国古代音乐及其美学,同样反映了“生生美学”之特点。蒋孔阳在论述儒家音乐思想时指出,“孔丘在《易·系辞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又说‘生生之谓易’。他用‘生’来解释天地万物,又用‘生’来作为他的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凡是合乎‘生’的,他都认为是好的;凡是与‘生’相反的,也就是‘杀’,他就加以反对。”蔡仲德指出:“‘气’成为《乐记》中的重要范畴。《乐记》认为天(或天地)有阴阳之气,此阴阳之气生养万物,给万物以生命,故又称为‘生气’;万物禀‘生气’而生,故万物皆有‘生气’,‘生气’是其生命之所在;人有‘血气心知之性’,‘血气’即‘生气’之在人者,是人的生命之所在。所以天、物、人统一于‘气’,自然、社会统一于‘气’,‘气’使宇宙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