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其明作品音乐会”现场,吕其明上台与观众交流
我要用作曲这一工具,为党、为祖国、为人民服务,这几十年来我都在实践着我的诺言。——吕其明
2022年,吕其明92岁。这一年,《红旗颂》特展在上海徐家汇绿地的百代小红楼开幕;五部红色作品新书首发式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举办(钢琴与乐队《红旗颂》总谱版、交响组曲《使命》、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管弦乐曲《手拉手——中华大家园》以及交响诗《铁道游击队》),个人作品音乐会《使命》由上海爱乐乐团上演,钢琴与乐队《红旗颂》首演……又是音乐会,又是出书、办展,这样高密度的活动即使放在一位普通的青壮年身上也是很难完成的任务,但面对自己奉献了一辈子的音乐事业,吕先生精神矍铄且乐在其中。
2022年底,我在上海书展主持了“吕其明的《红旗颂》与他的红色情怀”访谈。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吕其明先生刚在北京被授予了“七一勋章”。他对我们讲述了自己伴着《红旗颂》的旋律走进人民大会堂时的心情,“我只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了一点事情,但是党给我这么高的荣誉,我觉得这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
吕其明的激动心情是与众不同的。他是烈士的后代,父亲吕惠生1945年牺牲前曾作有遗诗:“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烟尘开敌后,扰攘展民猷。八载坚心志,忠贞为国酬。且喜天破晓,竟死我何求?”
在父亲的感召下,1940年,只有10岁的吕其明参加了新四军,在二师的抗敌剧团里演出。1942年,他遇到了从上海到淮南抗日根据地指导工作的作曲家贺绿汀,贺绿汀白天在抗敌剧团里工作,晚上常在树下拉琴。一天晚上,沉醉于琴声的吕其明被贺绿汀发现,告诉他现在学习小提琴正当时。几个月后就转去延安的贺绿汀可能没有想到,这句话在年幼的吕其明心中已播下音乐的种子。1945年,吕其明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1947年他进入华东军区文工团,分到了团内不多见的一把小提琴,从此去哪里都是“人在琴在”。
上世纪40年代的吕其明
1949年,吕其明随部队一起来到上海并转业进入了上海电影制片厂,被分配为小提琴演奏员。在表演之余他对创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积极学习音乐理论与作曲技巧,两年后他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开始担任电影作曲,为一系列革命主题的电影创作配乐。对他来说,个体的命运是和祖国、和时代紧紧联系在一起的。2022年10月17日,吕其明的个人作品音乐会以“使命”来命名再恰当不过,当晚的演出曲目是他个人创作的回顾、创新,也拼贴出了他闪亮的艺术人生。
交响诗《铁道游击队》:初心
1956年,年仅26岁的吕其明为电影《铁道游击队》创作音乐,其中的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在第二年即唱遍全国,这首融合了抒情性与战斗性的歌曲在中国电影音乐史上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在创作之初,摄制组对如何定位这首重要的歌曲有过热烈的讨论。
这部电影根据作家刘知侠的同名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改编,讲述了在山东枣庄一带活动的铁道游击队的故事。电影中游击队员们与敌人周旋,撞火车、炸桥梁,故事险象环生。于是摄制团队有人提出,电影插曲应该是进行曲才符合游击队员在铁路沿线上一次次的化险为夷。而吕其明相信生活才是创作的源泉,他曾说自己创作的秘诀就是向优秀的民间音乐取经。战争期间,吕其明有过在山东生活的经历,见到真正的游击队员都是普通百姓。他认为,弹着土琵琶、唱着带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歌曲才是最合情理的表达,足球买球数怎么看输赢,电影应是现实的反射。有了大量的真实生活体验,在创作这首歌曲时,吕其明“一气呵成,没有任何的修改”,因为得到观众、人民喜爱的音乐一定是扎根于民族土壤的,也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
多年过去,吕其明虽然为这首歌曲仍然在人民中间广受欢迎而感到欣慰,同时也深感需要用更多的精力去改进提升作品。在交响诗《铁道游击队》中,他放慢了开头的铜管乐,让效果更加恢弘,加强了歌曲中部的进行曲部分,增强战斗性,与弦乐奏出的抒情主题形成了更为强烈的戏剧性对比。他注重和声与配器的运用,希望获得更有效的表达,如胜利的号角原来只是一个小号奏出,略显单薄,加入圆号后马上有了支撑。
点点滴滴的修改最终打磨形成了12分钟的交响诗《铁道游击队》。扩充的是音乐更为丰富的层次,再现的是当年的传奇故事,而始终不变的是吕其明对艺术、对创作的执着初心。
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信念
2022年初,新冠疫情席卷全球,武汉像一座孤岛,医疗力量极度匮乏,吕其明在电视中看到成千上万不顾自身危险奔赴武汉前线支援的医务工作人员,他想起了19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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